一是科学关。

　　从中世纪欧洲首创隔离制度、改善卫生环境消除“黑死病”，到本世纪初中国通过科学溯源锁定SARS病毒宿主、战胜非典疫情，人类要战胜传染性疾病，归根结底还需科学防疫手段。

　　早在两晋时期，中国已形成制度化防疫措施。《晋书》有云，“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及至清代，紫禁城曾专设“避痘所”，感染天花者须隔离九日后方可获准探视。

　　然而时至今日，仍有部分西方国家民众不愿遵守基本的科学防疫规范，甚至出现将新冠病毒同5G网络挂钩等反智行为。正如《柳叶刀》主编理查德·霍顿所说，“尊重科学、迅速行动的国家能防控好疫情，无视科学、盲目自满的国家会自食其果。”弘扬科学精神、秉持科学态度、遵循科学规律，才是因应疫情的正确方式。

　　二是政治关。

　　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需要各国团结合作、守望相助。一些西方媒体和政客动辄将科学问题政治化，不仅无助于本国抗疫，还会扰乱国际抗疫合作。个别国家出于政治考虑，试图垄断疫苗、人为制造“免疫鸿沟”，则会给世界各国民众带来更大伤害。

　　当然，科学防疫并非意味着与政治“绝缘”，关键是如何处理防疫与政治的关系。回顾中国抗疫经验，重中之重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一理念的背后，折射出以人为本的中国传统思想，从“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墨子到“为生民立命”的张载，人本主义精神既是中国历代文人的至高追求，更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要素而传承至今。

　　不同于中国坚持的“共同体本位”，崇尚“个体本位”的西方国家倾向于将生老病死视为个人事务，把公共卫生推给社会自治。即使在德尔塔变异毒株大规模传播的当下，美国各级政府甚至不同政府机构之间的防疫政策仍迟迟无法统一。这种看似自由主义至上的“政治正确”，实则已成为西方社会抗疫的隐性障碍。

　　三是心态关。

　　20世纪初，美国作家杰克·伦敦曾假想“高效运转起来的中国将会颠覆西方世界”，进而在《史无前例的入侵》等文章中鼓吹用生物战方法消灭中国人。

　　一个世纪过去了，个别西方国家政客仍试图将自身防疫不力的责任“甩锅”给中国，甚至不惜动用情报部门以近乎“谍战”的手段大搞所谓溯源报告，不仅不利于本国防疫，更易将民众心态引向民粹主义的极端。

　　事实上，全球化发展至今，各国之间早已是“你打喷嚏我感冒”的命运共同体。在应对疫情挑战方面相互助力，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才是各国早日走出疫情阴霾、共创健康美好未来的正途。(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