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3月25日文章，原题：日本依然没有“小费暴政” 有人在新冠疫情中期提出，日本或许也应该推行“小费文化”，但这个计划如今似乎已经失败了。亚洲人普遍生活在一种珍贵的自由中，既没有美国式的“小费暴政”，也没有让人产生负罪感的压力。并不是说日本经济没有承担这种隐性成本的能力，而是因为其一直坚定捍卫这份“小费自由”。你可以说这是源于吝啬，也可以说是理智和坚韧的胜利。有趣的是，美国曾经和日本的消费观趋同。

19世纪末，著名经济学家和工会主义者乔治·根顿认为，全民给小费的做法不符合美国人的精神，因为它违背了为工资而工作而不是为阿谀奉承而工作的自豪精神。在活动家的努力之下，美国一些州在20世纪初通过了禁止给小费的法律。这种风潮后来甚至蔓延至整个国家，认为给小费的举动太过“美国”。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美国的小费文化已成为一个“难以驯服的怪物”。以色列学者阿扎尔称，仅在食品和饮料行业，小费文化就会产生数百亿美元的收入，而这个数字往往会影响该行业大部分员工的薪酬，并随着通货膨胀发展。

随着移动支付在美国的销售领域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给小费已经渗透到以前没有受到影响的行业（花店、杂货商等）。顾客在结账时会面临两个按钮，一个自动加收10%至20%的小费，另一个则是让人产生负罪感的“不给小费”。

阿扎尔认为，给小费一事很难纯粹地从消费者的利己角度来解释。大多数情况下，消费者的动机并非来自期望未来获得更好的服务，而是心理和社会的压力。除非给特定类型的员工小费成为一种社会规范，或者他们的确以小费为主要收入，否则不给小费并不会让人有负罪感或感到尴尬。

关于这些心理和社会压力是如何创造出小费文化的，有很多解释，但一家日本连锁餐厅的老板把它视为对资本主义不同程度信仰的一个指标。他说，尽管美国人肤浅地相信资本主义的力量，但他们之所以给小费，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如果没有其他补充，他们的资本主义模式无法为各行各业的服务人员提供公平收入。虽然日本相信自己是可以达到公平的，但日本几十年来工资停滞不前，且目前正在经历的通货膨胀显而易见。尽管大企业员工今年成功实现了历史性加薪，但这种胜利不太可能在小企业中复制，因此这可能会进一步扩大薪酬差距。

有关小费的讨论仍在日本社会中继续，根顿可能没有赢得“给小费不是美国风格”的争论，但日本人确实发现，给小费不是日本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