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 | 周文:世界为什么越来越“向东看”,“看”什么?
(东西问)周文:世界为什么越来越“向东看”,“看”什么?
中新社北京10月31日电 题:周文:世界为什么越来越“向东看”,“看”什么?
中新社记者 聂芝芯
大国兴衰,秘密何在?基于现实,今天世界为何越来越“向东看”,东方的赶超如何发生?回溯历史,近代中国为何远远落后,西方何以成为世界中心?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周文近日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指出,今天中国的复兴从现象层面看是经济上对西方的赶超,在本质层面则是国家治理能力对西方的超越;历史上“西方兴起”得益于东西方交融和互鉴,同样,今日复兴中的中国,也可与西方“用一盏灯点燃另一盏灯”。
中新社记者:长期以来,世界发展深受“西方中心论”影响。随着中国崛起,西方舆论不断提及“是时候正视中国了”。世界“向东看”现象追溯到何时,有何标志性事件?
周文:由西方人站在西方立场、用西方人视角讲述国家兴衰故事,难免陷入“西方中心论”。“西方中心论”是用错误的方法在错误的地方寻找答案,结果导致更多的错误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撼动了西方经济发展与经济治理的话语权。同时,西方发展的不确定性和低迷,让世界更多向东看。世界“向东看”现象,从时间节点来看,应该从2010年开始,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尤其是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快速控制疫情、恢复经济,更让世界目光聚焦于中国。
美国著名中国历史研究专家史景迁说过,一个国家之所以伟大,条件之一就是既能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又能保有这种注意力。中国已是“世界的中国”,中国问题已成世界问题,中国现象更是世界现象,所以无论中国发生了什么,对世界来说都至关重要,甚至影响世界走向。
中新社记者:以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看,世界“向东看”是如何发生的?如何在本质层面理解中国对西方的赶超?
周文:自有人类文明史以来,无论是西方世界的兴起,还是东方世界的赶超,经济的发展总是依靠国家为主体推动。国穷国富的秘密在于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
市场经济是自发性交换经济,但其形成有赖于一套特定的政治与法律制度,国家治理能力与市场经济发展呈正相关。纵观历史,国家的发展也有一个“托尔斯泰定律”,成功的国家都是相似的,失败的国家各有各的失败。大凡成功的国家,政府都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
这解释了中国和西方在15世纪以后的经济发展历程上,为何呈现出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近代中国落后并非市场经济不发达,恰因有市场化而无强大政府,即“弱政府”。今天中国的复兴从现象层面看是经济上对西方的赶超,在本质层面则是国家治理能力对西方的超越。中国道路的成功建立在一系列特殊而重要的制度基础上,而中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找到了积极发挥“帮助之手”作用而尽量避免“攫取之手”影响的方法。
同时,当前西方面临的危机不仅仅是发展的危机,更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危机。历史上,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以及由汉密尔顿建立起来的美国学派,都肯定政府权力的重要作用。是政府的积极管控而非自由市场成就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崛起。但是,当今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主张与历史上的政策实践相去甚远,国家治理上过于沉迷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人类历史和现实表明,市场不是“天使”,不可能有如此“魔力”。
中新社记者:世界“向东看”,暗示着中国在世界坐标中的位置发生变化。对于中国的复兴,西方感到不适,担心中国挑战西方。西方如何“消化”这种不适?
周文:西方早已习惯于居高临下、以自我为中心的视角和世界观,因此对中国的发展产生种种不适、担心,中美贸易摩擦可以说是一个爆发。
东西方发展是两条并行的发展线路。中国是通过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不断推进经济发展,没有出现西方担心的殖民、战争和掠夺。西方却总想把中国纳入“西方图式”之中,这样的心理对中国、对西方自己都不利。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提到,一般来说,所有国家都有一个相同的目标,那就是保存自己。不过,每个国家都还有一个特殊的目标。罗马的目标是扩张,斯巴达的目标是战争,中国的目标是安定。
中国发展成就震撼世界、影响西方,但是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无意改变西方。中国崛起,只是意味着世界要重新思考现在的格局和体系是否合理,也意味着中国已走出了西方“国强必霸”之外的道路,更意味着全球治理的再调整。
世界已经进入新世纪,新世纪有一个公式,就是学会分享。西方要从现在起学会分享。
中新社记者:人们习惯性认为西方中心—东方边缘、西方进步—东方落后,事实真是如此吗?您在新书中强调,“西方兴起”来自东西方交融和互鉴。如何理解?
周文:现代化从西方开始,这是历史事实。但是,现代化并不是西方化。过去有一种偏见,谈到先进性和现代性,往往不自觉地与西方画等号;讲到传统文化就直接与东方文化画等号,而且东方文化又往往成为僵化、停滞和落后的代名词。今天中国的成功实际上打破了这样一个简单化的思维定式,也让其他发展中国家看到,西方与东方之间不再是永恒和固定的中心和边缘的关系。
一些国家衰落,一些国家崛起。潮起潮落,是正常现象。任何民族不可能永远处在一个时间点上,西方在历史上也不是一直处于世界前列。中西方的大分流只是近代以来才发生的,西方的发展也是冲破中世纪黑暗才走到今天,才实现了自身的现代化。
东方(公元500—1800年比西方先进)在促进近代西方的崛起上发挥了重大作用。比如公元500年后,先进的东方思想、制度、技术,传到西方并为其吸收;1492年后的西方海外开拓攫取了东方各种经济资源,促进西方崛起。可见,没有东方的贡献,西方的崛起是不可想象的。
中新社记者:100年前,罗素在《中国问题》中谈到,中国将在全球发挥应有作用,将在人类急需之时带去一个崭新的希望。您认为罗素的预言实现了吗?
周文:中国经济发展的场景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情景剧场,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无需赘言。中国也在价值观、国家治理、现代化道路、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等方面给世界注入“东方力量”。不管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与践行,还是在抗疫国际合作中的作为,都表明罗素100年前的预言正在实现。
中国的复兴不是一件唐突的偶然事件,而是历史长河中对近代以来落伍的反思与进取。从大历史观角度来理解,这是世界历史的大翻转,不但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意味着新兴国家的话语权增大,让世界发展显得更具有公平性和合理性。正如英国政治思想家霍布森所言:“历史不能被写成仅仅是属于某一群人的历史。文明是逐渐建立起来的,时而是这一部分人的贡献,时而是由于另外一部分人的贡献。”
中国的世界与世界的中国,不是相互冲突、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关系。西方学者早就提出,“中国兴起会重新塑造现代的意涵与模式”,中国与西方可以合作共赢,“用一盏灯点燃另一盏灯”。
中新社记者:世界越来越“向东看”,对此,中国人应该抱持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周文:今天,“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平视世界,是强调中国人的自信和骨气,自信不等于自满。中国发展成就巨大,但是中国发展还没有做到最强。亨廷顿的评价可谓相当客观,“西方是而且在未来的若干年里仍将是最强大的文明。然而,它的权力相对于其他文明正在下降。”
世界越来越“向东看”,但并不等于东方已超越西方,毕竟西方现代化发展已经历了200多年时间,积累了发展基础,一些有益先进的东西仍值得中国人借鉴。(完)
受访者简介:
周文,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政治经济学会副会长。其新书《国家何以兴衰:历史与世界视野中的中国道路》今年9月底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