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 中非合作为何是双方的一个特殊机会？
(东西问)刘鸿武：中非合作为何是双方的一个特殊机会？
中新社金华12月1日电 题：刘鸿武：中非合作为何是双方的一个特殊机会？
作者 柴燕菲 赵晔娇 张斌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相似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历史使命把中国和非洲紧紧联系在一起，中非从来就是命运共同体。中非合作是在平等互利基础上进行的，是双方的一个特殊机会，是彼此实现发展的外部舞台和战略支点。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阐述中非合作为何是双方的一个特殊机会。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中非合作呈现出怎样的趋势？
刘鸿武：中非合作近年来呈现五方面特点：
一是一以贯之。中非合作是历史连续性和时代创新性的统一。几十年来，中非风雨同舟、患难与共。2015年和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和北京峰会先后成功举办，引领中非合作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当前，中非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二是务实推进。中非合作结合了宏观目标的整体推进和务实项目的具体落地，不是空洞的口号。中国在非洲参与修建了上万公里的铁路、公路，上百个港口、电力设施，数百个医院、体育馆和学校，实实在在、造福百姓。
三是统筹灵活。中国对非合作有机结合对非洲大陆的整体性和对具体国家的灵活性，呈现“一国一策”。
四是央地协同。在中央政府统筹下，各地积极发挥各自特色，实现对非合作“全面开花”。以外贸大省浙江为例，2020年，浙江对非贸易2357.0亿元人民币，占全国对非洲贸易总额的18.2%。
五是开放共赢。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中非合作，中非合作也乐见包括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参与。非洲是国际合作的大舞台，不是大国博弈的竞技场。
中新社记者：中非合作为何是双方的一个特殊机会？
刘鸿武：从历史或现实看，中非合作对双方始终都有特殊意义，可视为彼此实现发展的外部舞台和战略支点。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孙中山先生的遗嘱中说，“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国际交往中发现，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是能“平等待我之民族”。那时，毛泽东主席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和非洲老一辈政治家共同奠定了中非友好基石。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时，76张赞成票中有26张来自非洲。此后，在加入世贸组织、举办北京奥运会，以及一次次挫败美西方反华提案，中国都得到了非洲国家等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百年来，非洲也在不停寻求发展，客观上，在被殖民历史作用下，对非洲国家最重要的外部影响仍来自西方。走在西方设定道路上，非洲并未实现充分发展，始终处于国际产业链底端，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比例甚至不足2%。目前，非洲仍面临交通基础设施落后、缺少发展资金、缺少技术和人才三大发展瓶颈。
中国也曾面临这些瓶颈，但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中国从未干预非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但中国治国理政的经验为非洲带来了新期待——非洲应像中国一样团结起来。从非洲联盟的发展壮大，到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今年正式实施，非洲在政治、经济上逐渐团结起来。中国坚定支持非洲一体化建设和联合自强的努力。2012年1月，中国援建的非盟会议中心项目建成并投入使用，显示中国也以实际行动帮助非洲国家破解发展瓶颈，中非合作显然是非洲实现发展的一次特殊机遇。
对中国而言，中非合作为中国树立新的国家形象——世界经济增长的助推器、全球减贫的最大贡献者。以埃塞俄比亚为例，中埃塞合作为当地创造多个第一，如埃塞第一家工业园、第一条跨国电气化铁路等都成为埃塞的发展引擎。埃塞从非洲一个缺乏资源的欠发达国家成为“非洲的中国”，“埃塞制造”崭露头角。这说明中国强起来对于世界不是威胁而是机会。中非合作还为中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供了一个抓手。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果中非合作能推动占世界人口六分之一的非洲和平发展，就可以引领世界大变局正确发展。
中新社记者：中非合作为何要跳出西方话语体系？
刘鸿武：长期以来，关于中国、非洲及中非合作三个维度的话语体系都由西方垄断。
西方一直把非洲设定为野蛮落后、没有文明的大陆，直到今天也未完全破除。甚至有说法称“非洲的动荡是因资源富集”，似乎责任在非洲。这一说法十分荒唐。对于中非合作，西方设置如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债务陷阱”等话题。事实上，中国本身的发展就有力驳斥了这种说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就是吸引外资。中国是过去几十年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为何投资到非洲就成了“新殖民主义”“债务陷阱”？
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国逐渐提出自己的中非合作话语体系。特别是2011年，中非智库论坛第一次会议在杭州举行以来，每年设置一个主题，下设诸多议题，至今已连续举行十年。十年来，涉及脱贫减贫等主题和议题建构了中非合作新的话语体系，形成中非知识共同体，引领中非合作新实践。未来，无论中国还是非洲，实现真正发展不仅取决于贸易、技术，而且在于中非双方思想的独立、文化的复兴。
中新社记者：目前中非合作应如何应对一些“杂音”？
刘鸿武：中非合作的外部环境十分错综复杂。非洲有数十个国家，每个国家基本都有执政党、反对党，以及西方等外部势力的参与。不同主体的利益相互矛盾，中非关系就可能成为掩人耳目的“替罪羊”。在国际合作中，非洲国家的自主性在增强，诉求必然更加多元。在中国国内，虽然中华民族并不排外，但像许多国家一样，中国历史上并非移民国家，百姓缺乏跨种族人群同处的经历，易出现误解。
我认为，中非关系中，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好比“水池”“鱼”“水”，缺一不可。面对不可避免的“杂音”，最重要的就是加强中非人文交流。例如在中非人文交流氛围浓厚的浙江金华，浙江师范大学已成为来华非洲留学生最多的中国高校之一，承办170余个对非人力资源培训项目，培养大量中国的“非洲通”和非洲的“中国通”。又如金华义乌则探索建立外籍人士管理新模式，让非洲商人和非洲侨民主动融入当地社区发挥建设性作用，对推动中非民心相通大有裨益。
总体来讲，中非合作要做好双方各自的事情，尽可能做好中非之间的民心工程，促进民心像水一样相通。(完)
受访者简介：
刘鸿武，现任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浙江省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是中国著名非洲研究专家，开辟了中国非洲学的新空间。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是在教育部、外交部支持下于2007年成立的中国高校首个综合性、实体性非洲研究院，已成为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国非洲研究机构与国家对非事务智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