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强行抹去记忆从而导致性情大变，生活支离破碎，一辈子挣扎在难以名状的痛苦之中……对一些人来说，这不是科幻片桥段，而是赤裸裸的现实。2021年12月27日，一部名为《寻找自我》的纪录片在丹麦播出，系统地揭露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上世纪在311名丹麦儿童身上进行精神控制实验的丑闻。该实验的代号为MK-ULTRA。

《寻找自我》纪录片画面

《环球时报》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寻找自我》中所展现的内容仅仅是中情局进行非法人体实验的冰山一角。2010年，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以及国务卿希拉里向危地马拉总统道歉，原因是媒体爆出60多年前，美国曾对大约700名危地马拉囚犯和精神病患者进行实验。讽刺的是，如果媒体不爆料，美国政要就不会道歉，而危总统将继续对此毫不知情。俄罗斯作家、情报机构史专家亚历山大·科尔帕基迪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西方“民主”的标志性风格——侵犯人权、为所欲为地进行非法行动，几十年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道歉。

平民、囚犯都成中情局实验对象

美国中情局1953年设立MK-ULTRA计划。科尔帕基迪表示，最初，这个项目与冷战有关，主要目标是操纵人的意识，从而在审讯中获得口供。之后，中情局对能否通过实验给人洗脑特别感兴趣，想看看是否能向实验对象强行灌输信息，要他们去执行特殊命令。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MK-ULTRA计划持续了20多年。该计划的负责人、中情局化学家西德尼·戈特利布认为“洗脑”应当分两步走：首先，必须毁掉实验对象已有的思想意识；其次，必须找到一种方法将新思想灌输到实验对象大脑里形成的空白中。科尔帕基迪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这个项目中，中情局给实验对象下药、电击他们，以此对他们进行洗脑。实验的两个主要方向包括有效地使用药物进行审讯，以及在药物的帮助下对实验对象进行精神控制。

“他们粗暴地把电线接在我们的腿上、胳膊上和胸口上，然后给我们戴上耳机，我的耳朵被某种尖锐而嘈杂的噪音充斥着，难受极了。”《寻找自我》纪录片导演、MK-ULTRA计划亲历者之一佩尔·温尼克向外界讲述了1960年自己的遭遇。当时温尼克11岁，他和同住在哥本哈根一座孤儿院的几名小伙伴，被每人16丹麦克朗（现在约合122元人民币）的报酬骗去“做点好玩的事”。温尼克表示，在他们遭受痛苦的时候，旁边的研究者对他们的遭遇熟视无睹，只管记录实验对象的反应。

温尼克在丹麦国家档案馆找到的资料显示，MK-ULTRA计划在哥本哈根市立医院进行。在实验的第一年，美国机构就给了相当于现在460万丹麦克朗的支持。这些机构就包括美国中情局在幕后运作的人类生态基金会。

MK-ULTRA计划所涉及的机构多达几十家。科尔帕基迪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参与该计划的包括44家教育机构、15家药理和化学研究公司、12家医院和诊所，以及3所监狱。在某一时期，中情局将该机构6%的预算分配给这个项目。

更令人发指的是，MK-ULTRA计划还将魔爪伸向更多地方，实验对象包括囚犯、甚至平民，而他们有的被折磨至死。据《华盛顿邮报》此前报道，1954年，美国中情局向海外派遣了一支小分队，对某些能够“代表共产主义国家”的个体进行实验。美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和公共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蒂芬·金泽则在自己的《首席毒师》一书披露，美国政府授予戈特利布特殊权力，使其能在国外寻找实验对象，并掌握这些“实验品”的生杀大权。戈特利布甚至聘请了曾领导侵华日军731部队的战犯石井四郎参与实验。金泽称，在二战结束后，因为美国的阻挠，石井并未接受审判。

美国人可能也没有逃过被实验的噩运。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亨利·莫里的人格特征理论曾被美军用于挑选执行特殊任务的特工，他的很多研究都是代表CIA的前身——美国战略情报局进行的。二战后，莫里回到哈佛大学，并担任中情局顾问。在《违童之愿：冷战时期美国的儿童医学实验秘史》一书中，艾伦·M·霍恩布鲁姆等作者提到，莫里1958年在哈佛大学进行心理应激研究，专门收集人在压力下的反应数据。25名哈佛大学学生成为莫里的实验对象，被无端施以人格羞辱。在承受巨大精神压力后，16岁原本前途无量的数学天才西奥多·约翰·卡辛斯基崩溃了。该书多位作者相信，莫里的这一研究项目与MK-ULTRA计划脱不了干系。

“1973年之后的事，都归于机密”

美国政府1973年正式停止实施MK-ULTRA计划。公开信息显示，同样在这一年，美国中情局下令销毁有关这一计划的官方文件。1975年，美国国会丘奇委员会揭露了MK-ULTRA计划。两年后，根据美国《信息自由法》，与该计划有关的其他两万份文件被解密。

《CIA的医生们：美国精神病学家侵犯人权的行为》一书作者、加拿大精神病学医生科林·罗斯日前在接受采访时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1991年，他获得进入美国中情局阅览室的机会，认真阅读了与MK-ULTRA计划相关的所有文件，但是要想复制这些文件则有点贵，“你也可以以10美分一页的价格买下它们，一共有大约1.5万页，而我对受害者讲述的经历更感兴趣”。

在科尔帕基迪看来，由于美国政府的阻挠，想要获取完整的档案是不太可能的，“美国人权活动家曾多次试图获得有关这一计划的完整信息，但每次获得的都只是部分信息”。

“问题在于，1973年之后的事，都归于机密。”罗斯说。科尔帕基迪也持相同看法。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外界无法知道MK-ULTRA计划持续了多长时间，因为美国人非常善于隐藏信息，而奥巴马2010年向危地马拉总统道歉一事就是铁证。此外，在MK-ULTRA计划进行过程中，美国中情局特工弗兰克·奥尔森被发现死于一家酒店窗外。他被认为是自己从窗户跳下自杀的，但奥尔森的儿子坚持进行调查，结果发现父亲可能是被杀死后扔出窗户的。“也许中情局这样做是为了掩盖其行动，因为奥尔森想揭露MK-ULTRA计划。” 科尔帕基迪说。

MK-ULTRA计划只是美国在全球进行违法人体实验的缩影。罗斯强调，在上世纪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美国一流大学中存在大量系统性违反医学伦理的行为，“我认为在 20 世纪后期，很多这种实验都被转移到了私营部门”。

“粗略翻看一下当年的心理学期刊就会发现，在已经不堪重负的儿童身上继续施加重压的项目简直不计其数。”《违童之愿：冷战时期美国的儿童医学实验秘史》写道。该书以1969年的一项研究为例称，当时研究者们决定对一名一直需要服用镇静剂的8岁智障男孩、一名被限制行动的8岁智障女孩，以及一名11岁智障男孩使用不同程度的厌恶疗法，来矫正他们的“自我毁灭和精神病行为”，“由于药物、电休克疗法以及其他治疗方案都未能成功，医生们决定尝试疼痛冲击法，即用一根30厘米长的刺棒对儿童的腿部进行1400伏特的电流冲击……近似于牙医在牙齿上钻洞”。

《违童之愿：冷战时期美国的儿童医学实验秘史》还披露了美国进行的诸多恐怖实验，包括在一家名为弗纳德德的儿童收容所进行的辐射实验。从1940年开始，研究者在这所收容所孩子的牛奶里投放放射性同位素，而该实验计划持续了20多年。在其他项目中，美国研究者还将孩子当成介于猩猩和人类之间的某种实验对象，对他们进行电击疗法、额叶切除术等试探性治疗实验。有时候，孩子竟然被当作猩猩的替代品。

专家：美国未来可能向全人类“道歉”

美国中情局实施的MK-ULTRA计划并不成功，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失败。那些实验对象有的失忆，有的成了植物人。罗斯认为，尽管可能无法阻止中央情报局实施类似计划，但应该制定类似于《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国际协议，并建立国际机制来对该协议的履行进行监督，“但这只是理论上的，我认为在现实中这不太可能”。他表示，美国的人均囚犯数量比其他国家都多，在美国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中，仍可能进行精神控制实验，“有记录表明，在加州瓦卡维尔的一所监狱中，有针对囚犯的精神控制实验，美国中情局文件中对此有记录”。

“现在虽然我们不知道美国是否还在进行类似于MK-ULTRA的实验，但我们知道美国有秘密监狱，而那里的囚犯在遭受折磨。我认为，再过10到20年，美国总统可能会为现在发生的事情‘道歉’。”科尔帕基迪对《环球时报》记者说。

值得注意的是，《首席毒师》一书披露，MK-ULTRA计划是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进行的秘密项目之一。科尔帕基迪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俄罗斯，很多专家都在讨论新冠病毒起源于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可能性，“我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这种猜想，但我认为，大家要看一看哪个国家在世界各地都有实验室，且做的实验比其他国家都多。如果多年后美国人再次‘道歉’，我不会对此感到惊讶。只是如果以前他们是向数百名或者更多受害者道歉，那么未来，他们将不得不向整个人类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