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年前，上海战胜过疫情

发表时间:2022-04-08 14:42:37 作者:博牛用户 更多文章

本帖最后由 就爱吃肉 于 2022-4-7 21:59 编辑

眼下，上海疫情严峻，拐点仍未到来，但我们不该动摇，因为34年前的春天，这座城市曾战胜过震惊全国的甲型肝炎大流行。

1987年秋，用于疏通水道的挖泥船在江苏启东江段工作时，意外挖出了一条长20公里、深3米的野生毛蚶聚集带。

而在当时的我国，红肉还是奢侈品，即便在相对富裕的上海，普通群众也很少吃肉。为了保证营养，上海市民只能寻求更廉价的蛋白质来源。

由于价格低廉，且加工手段便利，毛蚶这种外形甚至有些惊悚的贝壳类生物成了上海市民餐桌上的重要食物。

于是，在获取那条巨型毛蚶带的坐标信息后，启东本地渔民迅速集结，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挖掘工程。

陆地上的人也没闲着，他们发动了所有堪用的车辆、船只，一等毛蚶上岸便日夜兼程，驶向上海。这些只想着赚生活费的老百姓哪里知道，那一批批运出去的毛蚶将引发一场持续数月的大规模公共卫生危机。

由于环保意识的匮乏，沿海水域在当时饱受粪便污水的污染，启东一带水域也不能幸免。更糟糕的是，那时的启东属于甲肝高发地区。

这意味着大量甲肝病毒会被栖息于浅海泥底的毛蚶吸附，并存活三个月之久。而上海市民近似于生食的烹饪方式则给了病毒继续繁殖的机会。

意外出土的启东毛蚶被成吨成吨运往上海，因为量大，它们抢走了养殖毛蚶的市场，还把价格拉低至两毛一斤。正当上海市民沉浸在毛蚶市价跳水的喜悦中时，却不知这些美食早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进入12月，市内各医院开始涌入大量腹泻病人。经流行病学调查，专家判断骤增的痢疾病例与毛蚶有关。

至此，上海全市紧急叫停毛蚶销售，但启东毛蚶仍通过陆路和水运不断涌向上海。

当时分管卫生工作的上海副市长谢丽娟和卫生局局长王道明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既然毛蚶被证实有问题，那么甲肝的暴发只是时间问题。

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因为上海曾在5年前爆发过一轮甲肝疫情，而致病原恰恰就是毛蚶。

1988年1月18日，上海本地官媒《解放日报》在角落位刊发了一篇题为《卫生部门和广大市民请注意，毛蚶可能携带甲型肝炎病毒》的豆腐干文章，但此时预警为时已晚。已潜伏一个月的甲肝病毒在第二天便向上海发动了排山倒海般的攻势。

当时的日均新增病例是这样的：

1月19日新增134例；1月22日新增808例；1月27日新增5467例；1月31日新增12399例。

可以发现，感染人数在13天里呈指数级增长。而《解放日报》发文那天，上海全市报告的甲肝病例只有43例。更恐怖的是，在1988年1月底至2月14日期间，上海每天新增的确诊病例始终维持在1万以上。

疫情来势汹汹，一方面跟上海人爱吃毛蚶有关，另一方面也跟当时落后的卫生条件和集体式居住环境脱不了干系。

在80年代，即便是上海这样的头部城市也无法处理好粪便污水的管理问题。

受硬件限制，很多蜗居在老式弄堂的家庭依然习惯在马路边刷马桶，这给了病毒二次传播的土壤。其次，自来水管道在当时也不是家家都有，以至于宝贵的生活用水需要被反复使用，这又增加了感染的风险。

另外，当年上海90%以上的企业都属国有或集体所有，300人以上的企业标配托儿所、幼儿园、医务室、食堂、宿舍等设施，便利生活的同时也成了病毒滋生、传播的温床。

而与此同时，上海本地所有医院的床位加在一起却只有5.5万张。换句话说，上海当时的医疗资源已濒临崩溃。

用原副市长谢丽娟的话来说就是，病人和家属一开始还排队办入院手续，后来干脆不排队了，看到空床位就直接抢，以致于一些医院被迫叫来警察维持秩序。

为了尽可能安置好所有病患，谢丽娟和其他同志在全市开展动员，将征用后的国企闲置厂房、部分旅馆、还未分配的住宅楼、放假的学校改造成临时医院和隔离点。

那时的国力还不允许我们在短时间内堆出三座大山那样的专门医院，但以上临时设施在功能上与现在的方舱医院并无二致。

作为这座城市的最高负责人，时任上海市长的江同志也召开了一次以区级干部为主的动员大会。会上江同志强调了两件事，一个是动员全体力量，打一场防治甲肝的人民战争。另一个是三天之内收治全部病患，切断病毒传播。

大会结束后，所有人统一了思想。经过不懈努力，全市在防治甲肝期间共增设12541个隔离点和118104张床位，10多万医务人员也有六成扑到一线。为了缓解压力，一些街道甚至动员了非专业人士配合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甲肝在医学上其实是一种自愈性疾病。大多数病人只要在隔离点度过感染期就能出院，然后居家静养90天即可痊愈。但当时的上海弥漫着一股恐慌气息，市民不管有病没病，都吵着闹着要吃药。

根据本地官媒《文汇报》的说法，上海供应全年的170万吨中药材3天内就被抢购一空。

中药断货后，人们将目光投向了万能安慰剂——板蓝根。

当时原价一毛一包的板蓝根，最高时卖到80元。除了用来解忧，板蓝根在那段停摆的日子里还一跃成为硬通货，被不少人拿来交换进口香烟等稀缺物资。

在这场疫情中，遭重的除了上海市民，还有上海风评。

当时上海生产的食品被封存、上海运出的果蔬被扣留、上海人在外地出差没旅馆收、就连上海人大代表去北京参加「两会」都不得不在食宿上「享受特殊待遇」。

很多同志返回上海后情绪很差，把矛头指向谢丽娟，有人甚至直截了当希望她下台。最后还是江同志站了出来，公开表态：如果要说追究责任，追究我的责任，我有领导责任。

为了平息全国性的「谈沪色变」，当时已经83岁的小平同志毅然决定前往上海，与市民共度春节。

除夕那天，小平同志和江同志在现场观看了上海春节联欢晚会，结束后他还与演员一一握手，并亲吻了小演员的脸颊。

小平同志出人意料的举动不但感动了在场的各界人士，也平复了上海市民和全国人民的情绪。

从大年初一开始，上海疫情迎来拐点，每日新增病例开始减少。

进入3月，上海由阴转晴，毒潮正式退散。

截止5月，上海全市共有31万余人被确诊，相当于每26个人里就有1人得过甲肝。而因疫情死亡的病患则有31人，他们无一例外，全部罹患各种慢性疾病。

经历了惨痛的教训，上海开始筹备新的卫生预防体系、新的城市排污工程，大力推进菜篮子工程、甲肝疫苗接种、市民卫生意识，还保留了疫情期间开设的食品卫生联席会议制度并沿用至今。

更重要的是，这场大疫加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的立法。

2022年春，上海又一次进入市民谈「疫情」、全国谈「上海」的特殊时期。眼下正是最难熬的时候，但在清冷的夜晚重温1988年的春天，或许会让人在明天醒来后，不再那么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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